十九大报告虽然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提法不多，但用较多的篇幅和文字阐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发展中的重要性、宪法的重要性。
言论自由在促成民主生活不可或缺的意见讨论以及监督和制约国家公权力运行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功能。徐文从学界通说和制宪者原意两个角度对小前提宪法第35条受第51条的限制加以论证，笔者不持异议，但对于逻辑大前提宪法第51条是对个体自由进行限制的条款，徐文并未明示推导过程。
参见姜峰：《言论的两种类型及其边界》，《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这与制宪者的规范意图相契合。信仰宗教自由，不是政治权利，另列一条好。[37]在涉及对政治性言论限制的司法审查过程中，可对宪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加以严格限缩，比如在政治性言论审查中引入实际恶意原则等，[38]以强化对政治言论的宪法保护。宪法第51条只是一个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条款，我们可以对这一概括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进行限缩，以此建构一个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的释义学体系。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进入专题： 宪法学 言论自由 个体自由 政治自由 法条竞合 。相关规范设定就公款安排活动、公款用车、公款吃请等皆予以明确禁止，但私款送礼往往根据各地实际风俗习惯而定，较少绝对禁止，则遗留不少模糊操作空间。
一方面，就禁止范围而言。被排挤掉的这部分成员虽为同一部门成员，但很难对山头内情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更谈不上收集有效证据而切实推动相应监察工作的顺利开展。最终使得该类规范设定在实施过程中，要么流于形式，要么因其模糊性、不可测性而难以适从，束缚了应有的正常人情往来。一方面，山头群体内部成员互通信息、层层包庇，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态而对抗组织审查。
追责方式应以预防式警告、训诫乃至调离直接责任人为主，若造就既成事实及严重、恶劣影响者则施以事后惩戒。（二）设定网络送礼监督规范 网络送礼监督规范即指从送礼内容到技术手段，就网络送礼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
近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反腐制度完善建设的过程中，已开始关注该类新情况新问题[17]。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第5条、《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第6条、《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第14条皆规定：不得纵容、默许配偶、子女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利益。山头主义即是践行该类共同体理念的典型。[1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相关规范性文件并未绝对禁止领导干部的正常人情往来，并就所涉日常交往中的普通人情礼设定了相应的识别标准，但不够清晰、执行难度较大。被排挤员工则当恢复原有工作、职级并补发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选拔任用 领导干部人情泛滥是指领导干部与其组织成员或体制外人员，在日常人情往来中的礼品、礼金数额普遍超出正常范围，违反相关规范设定的情形。四、明晰正常人情识别规范以划定人情边界 明晰正常人情识别规范即是在人情往来事项上为领导干部确立基准行为秩序，从而为相应监察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规范指引。
法律必须与习俗和风尚保持一致，否则法律便丧失了生命力，在现实中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施。（一）正常人情识别标准较为模糊 正常人情即指建立于当事人各方纯粹感情的基础上，不附带条件，与非正当利益无任何联系的人情礼。
[7]朴广熙：《论公职人员腐败的原因和结构特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4期。按人情办事首要的危害就是整个集体管理的规则，使原本比较正常的集体离规范化越来越远。
另一方面，就监督模式而言。[40]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可参照《海南省财政厅办公室关于省第七次党代会和五一端午两节期间严防四风问题反弹的通知》第1条之各级领导干部不得互相吃请，换届选举后不得搞弹冠相庆，无论用公款、私款一律禁止明确规定，将私款送礼一并纳入监察范围。[6]郑家奎：《当前人情风泛滥原因及治理措施刍议》，《清江论坛》2012年第2期。江西省彭泽县一民政干部巧借节日收红包[16]即是该类行为趋向异化的典型。（一）设定假托风俗习惯监督规范 假托风俗习惯监督规范即指从人情礼来源到监督模式，就假托风俗习惯敛财所涉监察事项予以具体指引的行为准则。
《国家能源局关于履行一岗双责 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的意见》第4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定》第6条、《吉林省商务厅关于认真做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四项重点工作的通知》第4条、《中共南京市委关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上新台阶的实施意见》第21条等相关规范设定，皆就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予以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另一方面，普通人情礼识别标准不够清晰。
规制该类隐身敛财方式的既有规范设定更多地指向公款违规使用问题，较少关注私款送礼问题。规则是行政规则性的一种主要工具。
一方面，就监督事项而言。[15]若相关规范不能完成对习俗、风尚行为准则的清晰设定，则难以实现对趋向异化之习俗、风尚行为的有效规制。
安徽省上半年就违反‘八项规定处理千余人[29]即为典型，从而严重影响所涉党政系统的正常运行，扭曲了相关领导干部的正常行为逻辑，并给政府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13]完备的规范设定方能达致相应行为的规制目标。另一方面，就救济途径而言。又如，《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要求的规定》第16条仅规定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但未禁止不影响公务的人情礼，也未就影响公务的具体标准予以规定。
则可参照上一年度所在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来分别设定每人次非宴请人情礼的送礼价值数额上限和领导干部每年度收受非宴请人情礼的价值数额上限，进而从送礼与收礼两端皆对人情礼予以明确量化规制。例如，《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18条虽要求从业机构保存用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以便于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查处洗钱等金融犯罪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网络送礼行为。
然而相关规范设定所列举的非正常人情规避措施,在规制内容上未能厘清财产性利益与服务性利益，在设定方式上也未能将列举式规定与概括式规定结合使用。可在其基础上，增加实质意义的排除式规定。
上述规定虽明确禁止了领导干部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但就该类挂靠他人名义形式的隐身敛财行为则缺乏清晰、具体的行为指引。来源：《领导科学》2018年第3期。
尝试运用实名交易、记名支付、人脸识别、网络交易大数据分类备份、网络交易异常数据自动预警等手段，来破解网络送礼所涉信息隐藏、信息筛查等技术难题，从而实现对网络送礼的有效监管。（一）假托风俗习惯形式 该类形式即指送礼者依托节假日或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形式送礼而与正常人情礼相混淆。例如，《民政部关于严禁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婚丧嫁娶等事务中大操大办的通知》第1条规定：积极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坚决杜绝大操大办和借机敛财。但在实际监察过程中往往因交易信息庞杂，存在如同北京纪委检查公款使用 查电商数据10万条[20]之类的信息筛查难题。
[12]但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承继礼尚往来传统习俗的同时，金钱至上的观点也大行其道。可参照《中共呼和浩特市纪委关于加强端午节期间正风肃纪的通知》第1条之6类列举式禁止规定，将非正常人情所涉吃喝、旅游、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健身等皆纳入无条件禁止范围，而避免单一财产性利益禁止可能滋生的查处漏洞。
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围绕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原因[6]、特征[7]、现状[8]、责任追究[9]及相关制度建构[10]等问题展开，较少基于相关规范设定,针对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展开系统的规范分析。规制该类隐身敛财方式的既有规范设定就挂靠他人名义形式有所涉及但具体指向不够明确，且疏于对挂靠非亲属之其他人名义的规制。
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3条第5款之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相关禁止性规定，而充实既有干部排挤禁止规范，并明确相应的惩处机制。所涉关联性规定虽就该类行为有所规制，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存在不少技术障碍。
